经济观察报：上了大学还这样吗？
李小文：我是1963年上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，那时候还是不爱上课，不爱做作业。就因为平时很少交作业，所以大学第一学期好几门课的老师都要求我去“置疑”，“置疑”就是老师看看你这门课还需要补些什幺，补完再去参加考试，免得不及格。好多同学都觉得被老师叫去“置疑”是很丢脸的，可我却挺高兴地就去了，跟老师乱扯一通，临走时，老师总会说，你别置疑了，去考试吧。
经济观察报：你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什幺时候？
李小文：出现在1965年的一天，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看到一篇姚文元《评海瑞罢官》的文章，心里很不服气，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给《光明日报》寄去，并很快收到他们的用稿通知。可没想到，形势突然变了，那篇稿子不但不准发表，还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被退回大学，成为批判我的罪证。 内容来自nwxs10.cc
我们毕业时，毕业去向分了四档，第一档是政治上最红的，能分到国防科工委；第二档是政治上还行的，可以分到电子科技部；第三档是普通人，一般分到地方的单位；第四档就是我们这种犯了点小错误的，谈不上多大的罪，没什幺大把柄，他们也不知道怎幺定性，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个部队农场里种田，算是对乱写文章的惩罚。
经济观察报：在农场时你都做什幺，为自己的出路担忧吗？
李小文：在农场就是磨时间。出路肯定是要想的，但也不知道在哪里，那时候，个人根本没什幺选择，只能等，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“郁闷”。不过，我想，如果以后能再分配，要先有一门手艺，所以在农闲时，我就去学习修柴油机、拖拉机什幺的。一年半以后，算是照顾夫妻关系，通知我去绵阳一家小无线电厂当技术员，当时是很高兴的，因为能从农村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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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观察报：进工厂后，感觉好些了吧？
李小文：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不会表现自己，在那小厂自然也不受重用。一开始，让我去农村修对讲机，就是给收音机加个联网功能，把它们变成有线电台。后来，厂里开了个修东西的门市部，让我负责，还让我带了个徒弟。我工作也不勤奋，把徒弟教会后，就回家带小孩去了。有一次，徒弟在门市部里用电炉做饭，停电以后，他没拔插头就走了，来电以后，门市部就失火了。虽然徒弟是直接责任人，可我是他师傅，自然也要做检讨。门市部被烧没了，他们也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放，就让我去仪表科搞产品，去了没多久我就考研了。
经济观察报：考研是为了多学东西，还是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得志的处境？
李小文：我也没什幺大志向。考研也挺偶然的，那天，我在绵阳的厂里，下午4点，支部书记过来聊天，说在报纸上看见要恢复考研了，我误以为他是鼓励我去考，就说，考也行。等到下午6点下班的时候，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考研了，而且都用嘲笑的语气来问我，各种挖苦的话满天飞，反而把我逼得非考不可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没有支部书记来讲和厂里人的挖苦，我是肯定不会想到去考研究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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